據報道，今年江蘇第二階段（高職）錄取征求平行志愿填報結束，相當一部分高職院校招生缺口較大，形勢異常嚴峻。

這條新聞，與前兩天澎湃新聞的一條《高考狀元出身調查》的新聞一起讀，能看出當前中國社會的一個心理現象：身份焦慮。

澎湃的這條報道調查了40個今年的高考狀元，其中只有6位狀元來自農村，其余85%的狀元均是城鎮(zhèn)戶口。新聞中提到，這些狀元中父母是公務員的狀元最多，比例遠超其他職業(yè)。這其實只是報道中提到的眾多數據之一，但是很多媒體在轉載時不約而同選擇了這個點作為標題：“高考狀元多來自公務員家庭”。這個標題表現出了一種類似“出身論”的強烈暗示。

這個結論其實很片面，因為40個人的樣本實在太少，完全不構成統(tǒng)計學意義。但是為何大家都對這個感興趣呢？這就映射了民眾對階層流動的空前關注。

高職學校招生難的新聞也是這樣。高職院校的專業(yè)和課程設置不合理，社會需求對接度不高，固然是招生難的重要因素，而更根本的原因，是“高職畢業(yè)生”的身份被人看不起。人們愿意在教育上花費大量金錢和時間成本，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教育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如果“高職畢業(yè)生”這個身份并不能達到和“大學生”同樣的階層評價和實際收入效果，那么在同等條件下，選擇高職學校的年輕人只能是越來越少。

事實上，每個趨向階段性成熟的社會都會出現階層固化問題。英國有一個著名的紀錄片《56UP》，導演選擇了英國14個不同階層的7歲孩子進行紀實拍攝，每七年記錄一次。去年是第56年，當年7歲的孩子已經成了六旬老人。結果是，過了半個多世紀，這14個人“窮人還是窮人，富人還是富人”。這個紀錄片無比真實地展示了階層固化的殘酷現實。

我們不能因為老牌強國英國也有這個問題，就放松對階層固化的重視。作為曾經的世界頭牌，英國的任務更多地是“守住”自己的地位，而我們現在的歷史任務，是中華民族的“復興”，是“超越”，是在國際新秩序中取得應有的地位。這個任務，以及幾千年歷史積淀下來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失去社會進步的動力。宏觀上，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地創(chuàng)新以趕上世界科技潮流。微觀上，我們必須創(chuàng)造讓大多數家庭通過自身努力進入中產以上階層的社會條件。

近四十年來，我們通過改革開放，解放了社會資源，實現了階層的向上大流動，由此帶來了社會的跨越式進步�，F在，隨著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改革動力趨弱，階層固化的苗頭開始出現，這就需要我們再次找到解放社會資源、打破階層固化的途徑。

歷史條件的不一樣，決定當今打破階層固化的途徑是個空前復雜的綜合體，包含產業(yè)升級、社會心理重塑、社會平權等諸多工程。從當前的政策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解放社會資源、遏制階層固化的取向：經濟上強調創(chuàng)新和轉型升級，政治上以雷霆手腕反腐敗，文化上強調“自信”、社會層面講究“科學治理”。而“租購同權”、高職院校改革、政府權力清單、高考錄取制度的改革等等，都是值得稱道、值得期待的努力。需要提醒的是，這些政策都需要社會心理層面的進步作為配套。因為社會階層的固化不僅僅停留在事實層面，很大程度上還會停留在心理層面。比如開頭的那兩條教育方面的新聞，就顯示了傳統(tǒng)的社會評價體系依然在起作用的效果。就高職院校招生難來說，切實提高技術工作者的收入是解決辦法，弘揚崇尚“工匠精神”的社會風氣也非常重要。同時，還要警惕一些負面風氣的傳播，比如對某個職業(yè)的“妖魔化”解讀，以及對拜金主義有意無意的放大宣傳等等。前段時間某個富二代“帶狗乘飛機”的事情被某些媒體大肆炒作就是一個很不好的例子，這種極端事例的獵奇式傳播會成倍放大身份焦慮，對此當有足夠的警惕。